曾在沿海少数城市试点的初升高五五分流政策，近年来逐步向全国各地推行，越来越多地区将普高与职高的学位数量配置成大约一半对一半，这是应对经济社会新变化而推出的改革措施。

不过，一些人期待这一改革减轻普通高考竞争压力，甚至寄望于它缓解应试教育的弊端，则是不现实的。受传统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五五分流政策在中期内很难取得其师法对象——德国那样的效果，短期内则有可能成为加剧教育“内卷化”竞争的因素。理性认识到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差异，不断微调完善政策，改革的长期目标方可能实现。

德国是公认职业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其学生在小学四年级(10岁左右)即进行分流，分别进入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三类中学教育的侧重点不同，1952年，主体中学吸纳了80%的同龄人，是初中教育的“主体”，目前则占1/4左右，此类学校学生毕业后主要参加职业培训然后从事蓝领岗位工作。实科中学介于主体学校和文科学校之间的，部分学生转入文科高中上大学，另一部分学生毕业后进行职业培训，从事蓝领工作。文科中学分成初中和高中两阶段，经考核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并毕业的一度全部可直升大学(目前只是大部分能直升)，不能升上高中阶段的也走上职业培训发展之路。

单从分流时间来看，中国学生要到15岁，比德国晚5年，因此德国的分流似乎更加残酷，但它却没有引起内卷化竞争，德国大学前阶段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远低于东亚国家，也低于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0岁分流基于一个理论：人的智力、性格倾向、优劣点大致此时基本确定。总会有一定比例晚熟学生以及兴趣认知突然发生变化的人，但因为三类学校之间有相对便利的转换渠道，孩子可以十岁定职业终身，中间也有反悔的机会，故而小小年纪分流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压力。

更重要的是，德国没有科举文化负担，学业成绩与智力、能力、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度远远低于东亚国家，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一个蓝领人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地位上低人一等。同时，职业教育与制造业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优质的技术工人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的竞争力又反过来有条件为蓝领工人提供不显著低于专业人士的收入，确保了其经济地位。总之，德国没有发生教育内卷，是因为个人接受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主要目标——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因普教、职教而产生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十岁左右的学生就不必牺牲自己兴趣和个性去适应划一的教育，自然不会出现与应试教育相关的严重问题。

形象地说，德国三类中学虽然主要根据学术分数进行分类，但它们并不是严格的金字塔形或梯级的，而更多地像平行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与此有明显差异，等级社会传统、简单粗暴地使用学术分数来进行分层的机制，决定了普高与职高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优劣等级关系，很少有学生出于兴趣主动选择职高，大多数是被分数这把筛子筛到职高的，而五五分流的学生，其日后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整体上也有比较显著的差异。

在一个等级观念浓重和科举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里，五五分流意味着一次重要的身份判决，进入职高某种意义上是被抛离了，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瞬间变得渺小。以前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说法，人生决战在高中最后一两年，现在则提前了三年，加上几乎以学术分数为唯一考核标准，刷题和应试教育日益严重、日益向低龄延伸成为必然。那些经过打拼好不容易提升了自己社会阶层的城市中产阶级，难以接受自己孩子再次出现阶层滑落，在这种困境中，疯狂地参加补习班、刷题，不惜用数代人的积蓄换取一间学区房等现象都毫不奇怪地出现了，它们注定会一次次对隔靴搔痒的“治理”进行无情的嘲讽。

笔者并非否定提高职教比例，职教毫无疑问是未来的方向，笔者要提醒的是不能脱离文化社会环境动辄与德国类比，更提醒人们不要寄望于五五分流能减轻教育内卷。长远来讲，我们要创造更公平、平等的环境，减轻阶层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打造普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让这些行业就业人员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消除等级文化，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受到尊重，这才是消除教育内卷化的根本途径。

政策层面，五五分流后的普高和职高之间不应完全隔绝开来，在课程设置和身份转换上，普高与职高、普通高校与高职之间互通的渠道要扩大些。德国1994年数据显示，早期分流到实科中学和主体中学的学生中，大约有12.5%-15%获得了普通大学的入学资格。如果中国两类教育体系之间的转换渠道达到或超过这一比例，或许有助于减轻家长的焦虑，降低内卷化竞争的激烈度。